作者:佚名  來源:中國雕塑設計藝術網


名稱:青銅玩鳥俑
標號:037

名稱:錯銀銅跪人(器座)
標號:038

名稱:錯金銀銅壺
標號:039

名稱:陶塑抵角獸(殘磚)
標號:040

名稱:錯金銀翼獸
標號:041

名稱:錯金銀虎吞鹿(器座)
標號:042

名稱:錯金銀鳥獸紋案座
標號:043

名稱:銅鑄牛、奴隸殺祭紋扣飾
標號:044

名稱:青銅;椉y祭案
標號:045

名稱:銅鑄牛群飾紋祭枕
標號:046

名稱:戰國瓦當
標號:047

名稱:戰國瓦當
標號:048

名稱:秦陶塑戰馬
標號:049

名稱:秦陶塑鞍馬
標號:050

名稱:秦陶俑頭部
標號:052

名稱:秦陶俑-士卒
標號:053

名稱:秦陶俑-將軍
標號:054

名稱:秦陶俑-武士
標號:055

名稱:秦陶俑-武士
標號:056

名稱:秦陶俑-武士(局部)
標號:057

名稱:秦鹿紋瓦當
標號:063

名稱:秦鹿紋瓦當
標號:064

名稱:秦狩獵紋空心磚
標號:065

名稱:秦螭紋鏡
標號:066

名稱:秦螭云紋鏡
標號:067
第三章--第二節
第二節  戰國時代雕塑藝術的新工藝
    戰國時代,由于各諸侯國政治的改革,促使學術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更由于封建地主經濟所形成的新的生產關系,解放了生產力,因而促進了物質生產的發展,加快了手工業技術的進步。各國官府手工業和民間手工業都有新的發展。首先是冶鐵業的出現,使手工業工具得到了很大的改革,不僅青銅器的雕刻工藝技術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更發明了精雕細鑿的錯金銀鑲嵌、鎏金等技術,裝飾花紋的題材也變得特別真實、細致。與之相類似的漆器工藝,也由于新興地主階級奢靡生活以及喪葬用具的需要而發展起來。尤以用富有現實生活的題材內容作為紋飾的錯金銀青銅器。如1935年在河南汲縣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鑒,1965年四川成都出土的攻戰樂舞采桑紋銅壺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采桑、射獵、宴樂、攻戰紋銅壺①等,都以嶄新的形象,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革新思想,以及他們所執行的富國強兵和獎勵耕戰的進步政策。這種為維護封建階級利益并為之服務的雕刻工藝,把我國古代青銅器制作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①河南汲縣戰國銅鑒圖片見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四川成都戰國銅壺圖片見《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發掘記》——《文物》1976年3期;故宮博物院銅壺圖片見《文物》1976年3期51頁。
    屬于戰國時代的正式雕塑,就所知者,有在解放前洛陽金村出土的銅俑、銀俑,解放后山西長治和河南輝縣出土的陶俑及湖南長沙、河南信陽等地出土的木俑,這說明了奴隸時代奴隸主用奴隸殉葬的殘酷制度已成為過去,代之而起的是以俑代人的隨葬風氣。在屬于戰國時期的墓葬的人像俑或其它動物雕塑中,有以下較有代表性的制作以及屬于建筑裝飾雕塑的瓦當。
    一、人物動物和工藝裝飾雕塑
    青銅俑人。這是早在解放前就已出土并被盜售國外的洛陽戰國古墓中一組銅銀俑之一,曾收集在日人梅原末治所著的《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一書中。最近日本刊出的精裝兩卷本《中國美術》,也刊有這件作品的精美圖片。
    青銅臥牛。這一件于1956年在安徽壽縣楚墓中出土的小型銅臥牛,也是戰國時期的青銅雕刻,其周身飾有錯金銀云紋,鑲嵌技術細致精巧,牛的動態也富有生氣,特別是周身用白色金屬鑲嵌,顯得更為華美。安徽省是戰國楚文物出土較多之地,像這樣精巧的雕刻,還是罕見的。
    陶塑抵角獸。戰國時代的雕塑藝術,除表現為精巧華麗以外,還有表現為遒勁健美的題材。如在河北省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的一塊殘磚(或是半瓦當殘片),雕塑一只有角的猛獸,正在與對手作抵斗之狀,可惜對方形象已殘缺。僅從這抵角獸所顯示出的強勁的體軀和屈腰翹尾的形象所表達的力量,說明塑造者對于所要表現的主題的處理,是有一番意匠安排的。就整體的造型風格說,它具有渾圓飽滿和輕捷明快的特點,給人以簡括洗練的藝術感染力,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戰國雕塑藝術出色作品。
    木雕守墓神和聯尾獸。戰國時代由于手工藝的發達,不僅是青銅器和漆器制作有較高的水平,即木雕也很突出。解放后在河南信陽戰國墓出土的兩件木雕,一件是名為“強梁”的守墓神,所謂強梁,系指惡神,它力能吞噬鬼怪,所以古代在死者墓內用作守墓驅邪之神。但此種惡神,并無固定形象,這給予了雕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刻劃得愈兇惡就愈能達到驅鬼的目的,因而雕工們便把這一形象表現為一個半人半獸,張口吐舌的兇暴形象。也正如《考工記·梓人》所謂:“凡攫殺援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才能顯示其威力。另一件聯尾獸,很可能是一鼓架,雕刻者運用與守墓獸同樣的表現手法,抓住對象的某些特征加以強化。
    木雕彩漆鳥獸紋小屏。戰國時代的雕塑藝術,遺留到今天的,多數是墓葬出土的各類用具所附的小型裝飾雕刻物。如在1966年湖北江陵縣戰國時代楚國郢都故址附近墓葬中出土的一件木雕小屏,其基座雕飾有三十多條蟒蛇屈曲盤結,屏面透雕用鳳和鹿組成的連續紋飾,如兩鳳共啄一蛇,兩鹿共咬一鷹,形象生動,顯示出雕者的精巧意匠。戰國時代的藝術造型特點是激昂躍動,這件高僅15、長僅52厘米的小屏,所雕出的各種動物形象,正表現出了上述的動態特征。
    銅立人和半跪人器座。戰國時代的雕塑制作,多數未能脫離實用,即多是附在器物上作為基座,并且有的用被奴役的人物以作器物或燈的插座。如1964年在河北易縣燕國下都遺址中,曾出土一件雙手握持筒狀物的銅人①,銅人高約26厘米,正視直立,兩手拱前持一筒狀物,也是直豎形式,顯然是為別的器物的插座而制作的。雖為器物附件,但雕鑄手法非常寫實而細致。從頭部的發式結帶和五官神貌到衣著、腰帶,都有很清楚的交代,而且身軀的肌肉變化,即使裹在長袍內,仍是可以明顯看出的,足以說明戰國時期我國雕塑藝術已有了很高的刻劃人物形象的水平。在這銅人帽帶、腰帶上還涂繪了鮮明的紅色,說明原來連手上的器物都是經過彩繪的。又這件銅人缺少足部,從全身的比例看,是應該有雙足踏在臺座上才能以適稱的。
    從這件用作器物插座的銅人,聯想到河南洛陽金村出土的一批戰國銅人中,也有一件銀質(或是銅人外表鑲嵌錯銀)的持筒人,其姿勢是半蹲半跪,足下連有臺座,臺座的面積很大,用意在于使得上部插入的器物得到穩定。從這件半跪者的身分看,無疑是屬于奴仆一類,并從右手高舉的粗筒可以與右膝前同樣大小的筒狀物上下相對來看,顯然是用作長桿器物的插座。只是在服飾裝扮上,這一銀質跪人所穿者是全部鑲嵌有云紋的短袍,腰間束著結有雙結的腰帶,而不類燕下都的銅人身著長袍,光素無紋,腰帶是用帶鉤扣接而不是條帶打結。這種差別可能是由于地區不同,社會風習不同所形成。
    青銅翼獸和猛虎咬鹿器座。1978年,在河北省平山縣發掘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山國墓葬群,出土一批青銅錯金銀雕刻物,多數是屬于小型的器物臺座。如其中的兩件翼獸,形象介于龍、虎之間,昂首展翅,大有騰躍欲飛之勢,就其背上的平臺看,顯然是某一器物的雙座(如屏風之類)。翼獸全身,用銀線錯成卷云紋,是戰國紋飾中最多見者。兩獸的造型精巧洗練,氣勢雄強,為后來東漢尤其南朝陵墓翼獸的濫觴。猛虎咬鹿,是一件反映現實形象的雕刻物,制作手法與翼獸相類,從脊背上兩個高出的基柱,明顯看出是器座的裝飾雕刻物。猛虎由于正在吞食一只小鹿而表現出的全身動態和氣力,充分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精神氣質。
    ①圖片見《文物》1965年2期42頁圖版五。
    錯金銀鳥獸紋青銅案座。這是河北省平山縣中山國故城遺址出土的多種珍奇的裝飾雕刻之一。中山國是戰國時代的一個少數民族國家。出土文物中除有重要價值的青銅器以外,還有不少的珍奇雕刻物,而且多是施以精工錯金銀的青銅雕鑄品。如其中的一件是四龍四鳳四鹿糾結的方案座,以四鹿為座足,座上四龍四鳳相互盤結,上承方案,“器物的鑄造(包括雕工)……非常精致,龍鱗鳳羽均用金銀鑲錯,真實生動與裝飾風味的結合。這種富有創造性的雕刻藝術制作,充分反映了戰國時期勞動人民巧奪天工的聰明智慧!(《光明日報》1978年8月6日《文物與考古》88期)
    平山中山國古墓群出土的工藝裝飾雕刻品是非常豐富的,除上述的幾件器座以外,還有俑人持燈、十五連盞燈、青銅犧尊和各種形式的玉雕包括玉人玉佩等,都是藝術性很高的制作。(圖片見《文物》1979年1期圖版一、七)在《文物》1979年5期,刊有巫鴻寫的《談幾件中山國器物的造型與裝飾》一篇富有美術欣賞趣味的文章,對于上述猛虎咬鹿,龍鳳方案座等作了較為細致的描寫和論述,如對猛虎咬鹿說:“作者要表現的不只是一個動物,而是尖銳的沖突,是力的進發。俯視則猛虎身體彎成弧形,猶如一張繃緊的弓,側視則虎臀支起,匍伏擒食,形成一條s形線!錆M著彈性和力量,造成一觸即發的強烈動態,是作者對老虎捕食情態最精練的概括!薄盎⑸淼恼、側兩面的結構曲線不但造成強烈的運動感,同時也造成不斷變化著的視點……!
    巫君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談到“在美術史上的意義”說:“不僅具有高度的藝術欣賞價值,而且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它們是研究先秦美術史的寶貴資料。它們是裝飾藝術、雕塑藝術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果,也是戰國時代社會、思想劇烈變化的反映!睂嶋H上這也正是戰國時代的藝術造型多表現為激昂躍動的特點所由來。(關于這一問題將在本節最后論及)
    青銅雕鑄的裝飾品。云南省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居住地,與戰國和西漢同時的滇國,即在云南。因此,滇族或滇人文化,在古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早在1955年,云南昆明附近的晉寧縣就發現了滇人文化的古墓群,出土有相當于戰國或西漢時期的文物雕刻銅鑄品很多,其中有不少富有地區民族特色的優異制作。1972年又在晉寧以南的江川縣發現有與晉寧相類似的古墓群,出土文物中有很多定名為“扣飾”或“飾牌”的小件銅鑄品,題材多為形象激動的獵獸、斗獸等,如其中的一件,兩獵人騎在馬上,用長矛刺殺兩只狂奔的野鹿,一獵狗向鹿猛撲,騎獵者、奔鹿、獵狗,扭合在一起,難以分離,形成為一個跳動奔騰的整體,其藝術性和裝飾性都是非常強的;又如另一件銅扣飾,是表現二人共獵一只正張口噬人的野豬,豬前一獵狗驚懼奔逃,豬后一人用長劍刺入豬的臀部,另一獵狗緊緊咬住豬的腹下不放,這也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場面;還有一件扣飾,是三獵人縛一彎角野牛,一人用繩縛住牛頸,二人挽住牛尾不放,看來仍是難以抵當野牛的強力。以上三種,都是構成為橢圓形的整體,長寬各約十余厘米,形體雖小,但人物動物的形象,生動逼真,成為很好的裝飾雕刻品①。另外還有屬于表現奴隸主殘殺奴隸、牲畜以祭祀神靈的悲慘場面,如其中的一件長僅12厘米由五個奴隸、一只長角牛構成的透雕裝飾品,奴隸中的兩人被綁在神柱下,一人倒掛在牛角上,一人緊挽住牛尾,而作底座的是兩條纏在一起的兇蛇,蛇尾上還有一個猛虎的襯托,所有以上這些共同構成為一個整體,充分反映滇族處在奴隸社會時期的悲慘生活情景。
    在江川古墓出土的銅雕刻物,還有雕為;蚵沟淖谋、銅案、銅枕(?)以及貯貝器等,多數鑲焊有牛、鹿等野獸作為裝飾,也有雕為猛虎撲鹿的。大概是由于這類雕刻物在造型動態上,多與中原一帶出土的戰國銅飾品相接近,所以把江川出土物定為戰國時代的制作。
    二、建筑裝飾雕塑——瓦當
    以上所列舉者,僅就現有的資料作為舉例說明,自難以概括全面。另外在建筑裝飾雕塑方面,戰國時代由于各國宮殿建筑的發展,成為后來秦國統一以后仿效的標本,足以說明其建筑必各有特點。僅就今天所能見到的瓦當(瓦壟靠檐邊的擋頭)來看,它所顯示的裝飾藝術面目,是非常突出的。根據近年考古發現,戰國時代的燕國(河北易縣)、韓國(山西臨汾)、趙國(山西晉陽)、齊國(山東臨淄),秦國(陜西咸陽)以及東周王城(河南洛陽)等都城故址,都出土有不同紋飾的半圓形或圓形瓦當,如燕國多雕塑為雙鳥、雙獸紋,齊國多為樹木卷云紋;趙國和秦國多為鳥獸組成的圓形瓦當,而周王城出土者則以卷云紋半圓瓦當為主。另外還有承襲青銅器紋飾的饕餮紋等,多式多樣,各有不同的變化。①在1957年6期的《考古通訊》中,曾刊有《燕下都半瓦當》一文,對戰國瓦當紋飾作分類介紹,足以說明戰國建筑裝飾藝術的豐富多彩。
    ①  多數的圖片和介紹文字,見《考古學報》1975年2期.
    關于戰國時代的雕塑,從以上所列舉的一些作品可以看出,在雕刻技術上,已較前有了明顯的進步,這是與當代手工藝技術的發達分不開的。同時,在一些文獻記載中,談到戰國時期,也曾有不少的關于從事雕刻實踐和作品觀賞的論述,如《韓非子·說林》記桓赫之言:“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彪m然是很簡短的幾句話,但卻是從長期的實踐中得來,凡從事木、石雕刻者,對此無不深有領會,認為是言簡意賅的雕刻守則,又如《列子·說符》記有以下一個故事:“宋國雕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精細之意),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边@一方面說明了那時雕刻技術的進步以及它所受到的重視,同時也說明了雕刻作者在創作實踐中善于總結經驗,這種經驗,即在今天來說,仍然是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的。
    ①  瓦當圖片是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訓練班試用講義《秦漢考古》一文借用——1978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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