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來源:中國雕塑設計藝術網


名稱:舊石器時代石器
標號:001

名稱:舊石器時代骨、貝裝飾品
標號:002

名稱:新石器時代石器
標號:003

名稱:陶塑高足盆
標號:004

名稱:陶塑鳥形壺
標號:005

名稱:獸形陶壹
標號:006

名稱:獸形陶
標號:007

名稱:陶塑鴟鸮頭
標號:008
第一章--第三節
第三節  原始時代的陶塑
                ——中國雕塑藝術的起源

    人類最早的陶器塑造,是進入新石器時代后期的產物。它是伴隨著原始農業和定居生活的需要,在勞動生產和生活中逐漸出現的。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曾有關于古代陶器起源的形象描述,他說;“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編制的或木雕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能夠耐火而產生的。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型的粘土,即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這個目的!闭f明人類在最初的生活實踐中,從用火煮熟食物,才發明了陶器。它標志著人類已進入了對于火的廣泛應用和熟食時代的到來,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飛躍。
    陶器既然是為了改進人類生活而制作,因而為不同的需要,產生了各種不同樣式和用途的器物,如盛食物的缽、碗,煮食物的釜、鼎,盛水的壺,罐和用于洗濯的盂、盆等等,不僅種類和樣式繁多,而且在器物造型上,因地區習尚之異,又各有不同。在適合于實用的同時,塑作者結合對自然物各種形象的觀察體驗,多方面地重視美的造型,這就為獨立的雕塑藝術創作開創了良好的基礎。突出的如江蘇淮安青蓮崗出土的一件高足盆,那種三足挺立的堅實造型,使人感到它已具有某些雕塑藝術的獨特形象。
    一般的陶器,多施有紋彩,除彩畫的稱為“彩陶”外,其它多屬于雕塑性質的紋飾。如繩紋、籃紋、席紋、指壓紋或竹木簽刻劃紋等等。另外還有用鏤空、鉆孔等組成的花紋。雖然樣式簡單,但應是使用陶泥以從事雕塑的一個開端。
    ① 關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象牙雕刻可參看《我國上古的象牙雕刻》文物》1980年11期)
    我國原始社會的彩畫陶器,以甘肅境內洮河流域出土最多,因此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彩陶,也最為豐富。而在陶器上進行鏤空,鉆孔、組成花紋者,則以山東境內泗水、大汶河流域出土較多,如1965年在山東鄒縣發現的新石器遺址中,不僅有各種類型的陶器,而且還有鏤孔的陶豆(高足杯),雕鏤細致精巧,為后來的鏤瓷工藝奠定了基礎。
    前已提及,在山頂洞人遺址中,發現有單純用作裝飾品的鉆孔石珠和貝殼等雕刻物,在新石器時代,更出現了雕鑿精巧的玉石飾品,但卻未發現有成形的雕刻藝術制作。只是在陶器出現的同時,才有了成形的雕塑,先是象形的陶器皿,如山東寧陽縣大汶口和膠縣三里河出土的豬形規、狗形鬲,陜西華縣出土的鷹形杯(或鼎?)和武功出土的鳥(或龜?)形壺等等,都是運用藝術手法,把當時生活中最常見的鳥、獸形象,很巧妙地體現在日用器皿上,不僅塑出了對象的形體、動態,而且顯得生動自然,沒有一點牽強做作,它既是一件實用器皿,又是可共欣賞的雕塑藝術品。這種象形陶器,是原始人類在長期的生活觀察和美的創作意識中,結合日常所見而創造出來的尚未脫離實用的原始雕塑制作,它對于后來的青銅器中多見的象形器物,影響是很大的。與此同時,離開實用的雕塑品或裝飾品也出現了,如湖北宜都出土的陶豬和天門出土的陶狗,湖北京山屈家嶺出土的陶雞、陶羊,河南陜縣出土的鴟梟頭和人面(也可能是陶器的裝飾附件),青海樂都出土的塑有裸體人的彩陶罐,以及1967年在甘肅天水出土的人面形器物殘部。特別是1973年和75年在甘肅秦安出土的兩件完整的人頭形陶器口部和禮縣出土的一件同一類型的陶瓶殘段,雖屬陶器附屬物,但對于人類的面部塑造,都表現得非常生動。這些陶塑,雖然形象單純,風格質樸,但都能面目傳神,并富有雕塑造型的體積感。即使有的是陶器的器口戎裝飾雕塑品,畢竟是一件成形的人物造型制作①。說明原始時代的雕塑技術以及對于現實中的人的表現,已有了一定的基礎,體現著遠古人類對于自身力量的初步認識和藝術再現的能力。另外如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很可能是在塑造陶器時信手捏出的一些小形動物,“手法夸張,想象力豐富,有的似野獸奔跑,有的象家畜吃食,有的如小狗匍匐守門,生活氣息濃厚”(《光明日報》1978年5月19日考古報導)。還有黑龍江的寧安集,也有新石器時代的陶塑動物出土,所有以上這些屬于原始雕塑藝術的制作,如從遠在五、六千年以前那種艱難的生活環境以及人類的智慧和手的靈巧程度來衡量,能把觀察感受到的形象,特別是表現人的世界的形象,如實地捏塑出來,不僅說明了原始社會時期人類在雕塑藝術方面所具有的才能和表現技巧,更說明了我國自古以來,藝術的產生即來源于現實生活這一事實。
    ① 我國美術史理論和美術考古家揚泓先生寫的一篇富有學術性的文章《中國古代文物中所見人體造型藝術》(見《文物》1987年1期),對甘肅出土的人頭形器口彩陶瓶和青海樂都貼塑有裸體人的彩陶罐,特別是遼寧喀左(見下頁注7)和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出土的裸女像,認為是屬于遠古時代“地母神”一類的制作,所以多數為乳房突出,腹部膨大,生殖器顯露,象征繁衍后代的形象。
    原始時代還沒有文字。在陜西臨潼姜寨和西安半坡以及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不僅有繪畫制作,而且有刻劃得雖然簡單但能看出是有特殊用意的各種符號。它不像是雕刻紋飾,而應是我國最早的象形文字的萌芽。
    在那遙遠的原始社會時代里,還沒有出現階級,人們靠集體而生存。生活雖極艱苦,但未能遏止他們美化生活的愿望,因而創作出了一些原始的藝術作品。不論是繪畫還是雕塑,其題材內容和結構形式,都采自人們所能接觸到的天地間自然現象以及人和動物等的生活動態,在他們力所能及的技能范圍內,充分發揮了作者們的藝術才華。
    在雕塑方面,原始先民們從石器的雕磨,進而到陶塑的造型,值得稱述的是他們已經注意到形象的攝取。凡是他們接觸到,感興趣的人和動物形象,都愿以泥土來加以捏塑。如山東出土的象形的陶器,顯然是作者從生活中接觸最多的豬、狗形象上,經過自己的敏銳觀察而得到啟發的。又如甘肅秦安出上的一件以人頭為器口裝飾的彩陶瓶,由于瓶身渾圓有如挺立的軀體,連起來看,就成了一件形象生動的整體人像制作①。這種攝取生活中的形象使它變化為按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期約在五千年以前,當處于母權制時代。藝術品的創作方法,是五、六千年前先民們在雕塑藝術上的可貴貢獻,它為后來各時代的現實主義雕塑創作,撥開了草莽,走出了第一步。
    ① 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陶塑人物:
    1·  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出土陶塑人面(見《考古》月刊59年2期)
    2·  西安半坡村遺址出土陶塑人面(見《半坡》?190頁)
    3·  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陶塑人體(見《考古學報》78年1期)
    4·  陜西寶雞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陶塑人物(見《考古》月刊79年8期)
    6·  甘肅東鄰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人頭形陶器(見《文物》月刊79年11期)
    5·  內蒙亦峰水泉紅山文化遺址出土陶塑女像(見《考古學報》82年2期)
    7·  遼寧喀左旗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出土陶塑女像裸體殘軀(圖版見《文》月刊84年11期)
    但是,時代的局限是嚴峻的。人類剛剛才踏上原始文明的舞臺,他們對生活的感受和接觸的范圍畢竟非常狹隘,他們能夠運用的表現手法也極其有限,所以原始時期的雕塑不可能呈現波瀾壯闊的氣勢,而只是一條浩瀚巨川的潺潺源頭。
    最后應補充說明,是遼西地區紅山文化遺址中裸女陶塑像的出土,應是我國原始時代雕塑藝術史上的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發現。當本書第一章寫稿時,遼寧喀左東山嘴(見6頁注7)特別是遼寧中河粱“女神廟等遺址的陶塑女像”(見《文物》1986年8期)均尚未被發掘出土,因而在第三節中未能論及,僅在第6頁出土陶塑人物名表中加了個注,一直到本書校稿時才又讀到楊泓先生有關古代人體造型藝術的論著(見第5頁注①)。
    關于我國在遠古時代有關原始神話或巫術以及地母神的探討,應是屬于另學科。但遼寧牛河粱紅山文化遺址中確實出土有關女神的祭壇并且有大于真人的大型陶塑裸女坐像或立像,如果再結合甘肅、青海一帶出土的頗具有神秘性的人頭形器口或貼塑有裸女像的陶瓶陶罐來研究,很自然的令人聯系到歐洲石器時代的所謂地母神的神話,也有可能在中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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