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元的雕塑藝術

作者：佚名　　來源：中國瓷器網

　　宋元雕塑藝術的作品保存在古代寺廟建筑物中較壁畫更多，而且是了解唐代以后雕塑藝術發展的重要材料。
唐代雕塑的遺存雖然不少，但南禪寺的十七尊泥塑像、佛光寺的三十余尊塑像仍是可貴遺存珍品。山西平遙鎮國寺（北漢天會七年，公元九六三年）中的塑像是五代末的作品，但仍繼承了唐代的風格。
　　唐代以后雕塑的風格所經歷的變化，在遼地區的若干塑像上逐漸明顯起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的高達十六米的大觀音像和山門的力士像，遼寧義縣奉國寺的菩薩像，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的菩薩像和海會殿的力士像，善化寺大殿的菩薩像，都是重要實例。特別是若干脅侍的菩薩像表現了一種新的優美風格，面型和身材漸趨修長，而更進一步接近了現實生活。
　　山西地區發現的一些遼、金、元統治下產生的木雕佛像。菩薩像，造型渾樸。
　　宋代美術的現實主義發展，雕塑藝術的新收獲在前述遼、金地區的實例中可以看出，而最突出的代表宋代雕塑藝術巨大進步的是以下三批塑像。
　　太原晉祠圣母殿的四十四尊侍女像表現了侍女們多種動態的神情，有充分的生活根據，而又經過了提煉整理的。這些女像的絕大部分，無論面型、身材比例、眼和口的表情、身體的動作，以及衣褶飄帶等的處理，都細致、含蓄，并取得統一的效果，而共同刻畫出女性的聰慧可親的性格。
　　山東長清靈巖寺的四十余軀羅漢追求神態的真實感方面有很大的成功。靈巖寺在宋代是天下最有名的四佛寺之一（其余三個是：浙江天臺國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江蘇南京棲霞寺）。初建于宋嘉祐六年（公元一○六一年），重建于明嘉靖年間。羅漢原數為八百，傳說為宋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造，可能為元致和元年（公元一三二八年）重塑。極其多樣地塑造出了人的表情。
　　蘇州角直保圣寺的羅漢，尚存十余尊，著重地表現性格。保圣寺建于大中祥符六年（公元一○一三年），因此塑像不可能為唐代楊惠之的作品。
　　宋代的雕塑家創造了許多動人的形象，并且也創造了更接近生活的平凡的人的形象。靈巖寺的羅漢比較接近后者，而后者由于材料的不足，極易使宋、元、明、清各代的羅漢像及若干道教像相混。山西晉城玉皇廟的二十八宿像，平遙雙林寺的一部分道教像都是這樣的例子。關于這一優秀的古代雕塑的藝術價值雖然得到共同的承認，但年代鑒定仍有不同意見。
　　這也說明，宋代以來泥塑藝術已經成熟到這樣的地步，有才能的雕塑家能夠直接觀察生活，井加以表現。時代的樣式特點在一些直接根據生活所進行的創造（如羅漢像和道教像，中已不是很明顯的了。
　　唐宋以來有很多雕塑名手，他們的名字是雕塑史上的光輝。
　　唐代楊惠之是最有名的。楊惠之為了避免和吳道子競爭，放棄了繪畫，而專攻雕塑。唐代其他泥塑家，如劉九郎、王耐兒、張仙喬、李岫、張宏度、員名、程進，都因自己的作品得到當時群眾的歡迎，而在藝術史上留下了名字。與泥塑有不可分的關系是裝鑾的藝術，唐代的王溫、宋代的龍章都是名手。
　　宋代的張文昱、王文度是宋真宗時修玉清昭應宮時參加塑像工作的天下巧匠。
　　古代雕塑，如楊惠之一樣能載入史冊的是元代的劉元。劉元最初是道士，從師傅粑道錄學得多種技藝，而最長于塑。后從尼泊爾的雕塑家阿尼哥學習（阿尼哥在元代的雕塑藝術中有重要的地位，因專塑喇嘛教的佛像，對于喇嘛教藝術在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劉元的雕塑則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有創造性的。例如記載他在大都（今北京）東岳廟（不在今朝陽門外，原址在今白云觀之東）造天地和侍臣的像。又記載他在“玄都勝境”（舊址在今西安門內劉蘭塑胡同天慶宮）塑上元帝君執薄側首詰問，下面的小吏跪了回答而戰栗，全堂驚然嚴肅。這些記載說明劉元塑造的形象的真實生動，并且善于仔細推敲與體會對象的特點。
　　他的作品實例，傳說河北寶坻縣（他的故鄉）廣濟寺三大士殿（殿始建于太平五年，公元一○二五年、中塑像全部都是劉元改塑的，但尚難完全證實。
　　劉元的傳世繪畫作品有《夢蘇小小圖》。
　　宋元雕塑藝術的豐富遺產尚有待整理，有關的資料至今仍很分散，除了以上所談到的以外，作品實例尚有洞庭東山紫金庵羅漢像（塑造者名雷潮），太原龍山昊天觀道教的造像石窟，杭州的煙霞洞、飛來峰等石窟，四川各地的石窟多處，河南鞏縣宋帝室陵墓前石人石獸，華北各地磚塔、石塔上的浮雕，如內蒙古自治區林西遼代白塔子，元居庸關云臺券洞石刻等，都是較有名的。華北各地廟宇中的泥、木佛菩薩像以外還有鐵像（例如正定隆興寺二十二米的大銅菩薩、登封少林寺的四鐵人，滄州的鐵獅子等）……這些都是過去所未曾予以充分注意的。作家的姓名事跡也有待搜集和整理。南宋時代山西介休馬天來、平陽賈叟，元代的王清、那懷、吳同簽、張提舉、李同知（提舉、同知都是官名）、董暹，扈宗明、扈宗義、劉高、張生等人都是幸而偶然保留下姓名來的，雖不一定是第一流的匠師，然而他們和其他一些快名的作家一起，匯集成了宋元雕塑藝術向前發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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